我有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朋友，据说是研究竹子的权威。

另外，从培根以来，发展出了经验科学，以知识为权力、为能量，即人了解世界、了解自然的能力。所谓竹子的德性，大家可以自己在心里面想一想，很有趣。

所以，按照现代一般的理解，知识和智慧是有关系的。哈佛当时的哲学系就是无知而傲慢，就觉得其他学问，比如伦理学，算不上哲学。所以，对我们接触到的经典，必须要细读、精读，这样才能够进入文本。多元的意思是有好几个，但不是说有无限。进入了文本以后，才可以开展三教中任何一家一派的基本研究。

下面这一点大家可以质疑，但我认为是儒家的特色之一：儒家只有一种语言。基督教是宗教，佛教、伊斯兰教是宗教，儒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，但它有宗教性、精神性，所以它的包容性很大。这就是神道设教，实际上是神灵崇拜之规范化。

国家开办学校，旨在养成官员。对于佛教，士大夫群体并无一个集体意见，而只有零散的、相互冲突的个人意见。这样，两者间的冲突必然表现为直接的排斥。孔子教弟子的首先是文，其它三项由文衍生。

儒家士君子建立、基层绅士维护各种自治性社会组织，比如义庄、善会、善堂。文之教是儒家存在并非发挥社会功用之基本形态。

即便有能力接受文教之儒生，对儒家义理之精微处，也未必有深入理解。孔子信神，而不轻言神。儒家确实可以通过各种方式，给各种神灵崇拜、给道教、佛教施加较大的社会与政治压力。只有意识到神、人之远，人才能敬神。

唐宋有九经，清代则有十三经。在此弥散而持续的压力下，神灵崇拜体系和宗教渐进地改造，儒家价值灌注于其中，这就是宗教之儒家化。这样的探究极易导致虚无主义。在中国社会治理的整体框架中，它们处在不同层次。

普通儒生通常做不到这一点。《八佾篇》： 子曰：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

此处之远，不是疏远的意思，而是保持距离。学对孔子、对儒家、对中国文明，皆具有重大意义。

文是一个品质不错的青年成为君子的关键。也就是说，多种宗教反而成为儒家价值之传承载体。此文记录华夏之礼乐，呈现治理之道。但略加考察即可发现，三武灭佛背后的推动者是道教教士。又《论语·先进篇》： 季路问事鬼神。在儒家的文教、政治地位遭到侵蚀的时代，则极易出现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，比如中古时代的灭佛事件，恰恰因为儒家式微，道教借助权力与佛教争夺精神统治权。

既然如此，在国家精神生活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对各种宗教并不决然排斥，宗教对儒家也并无明确而持续的敌意。一旦国家权力涉入，则呈现为宗教迫害。

由此，政府治理民众的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，形成政教。从创门立派之大儒，到乡间三家村穷秀才，皆以孔子之文教育后生。

弟子通过学习六经之文，得之于心，行之于身，其身体在与人交接、在公共生活中呈现出优美的纹路，这就是德。儒生之外的普通中国民众普遍崇拜一种甚至多种神灵，并成为某种系统的宗教之信徒。

在国家学校和私学习经之学生，通过察举、科举等考核程序，可进入政府，担任官员，而从儒生成为儒家士大夫。孔子认为，治国首当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为此，治国者负有教民之责任。经由这轮努力，佛教与儒家之间的明显冲突被消解。因此，民众经由这些神灵崇拜体系和宗教，完全可以接受并理解儒家价值。

此即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之义，习就是行，孔子所教之文具有实践的指向，须践行于伦理和政治中。孔子之成圣，完全是通过学。

人若以为神人距离很近，则必流于亵玩，而对神不逊、不敬。所有关于儒家、儒教是宗教的论说皆为牵强附会，而不能成立。

儒家之本在学，儒家发挥作用之渠道是教，狭义的教，以及政中之教。  （姚中秋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） 发表于《天府新论》，2014年第1期 进入专题： 儒家 文教 宗教 儒教 。

这里就涉及关于儒家定性的重大问题。弟子们相互之间也琢磨切磋。士大夫不过以此要求皇帝或者士大夫放弃信仰佛教，或者要求佛教徒放弃一些不恰当的教义。曰：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

然而，孔子对神灵的态度又不同于普通人。这些文在四库目录体系中子部之儒学。

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 孔子之所谓斯文者，尧舜以降、代代相因而又不断损、益之礼乐，其中有华夏之道。《中庸》则是儒家文献中，最具有宗教性的了，劈头提出一个决定性命题：天命之谓性。

儒家士大夫并未自成一建制化教会。这表明，孔子及其弟子都相信存在鬼神。